楊團:尋找中國的三農“解藥”
  綜合農協試點,在楊團看來,“實質上是一場不亞於當年小崗村的、新形勢下重大的農村改革”,它涉及農村基層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,牽涉很多涉農部門的實際利益,與現行的行政體制和機制都會產生衝突,但楊團覺得,非如此,不能實現中國三農的現代化,為了這個目標,這個“紅二代”已經探索了10年
  本刊記者/劉炎迅
  2013年10月的最後幾天,64歲的楊團簡直忙得不可開交。剛從大巴山考察回來,就參加《綜合農協:中國“三農”改革突破口》的新書發佈會,之後又趕到山西永濟,參與農協成員的培訓。
  一件草綠色的毛衣,棗紅色的西裝外套,幾乎毫無修飾的短髮,以及充滿激情、抑揚頓挫的演講,使楊團看起來十分像革命時期的女幹部,甚至她所關註的問題,也與過去那個時代類似——農民、農村。
  “在人地衝突和城鄉二元體制、社會化小農村社制長期存在的中國,小農戶的出路不能只是變成城市居民,必須找到一條能夠讓起碼占人口30%至40%的專業和兼業小農戶能可持續生存並且得到發展的道路。”
  為了這個目標,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楊團,已經探索了近10年。她認為找到了一個突破口,就是綜合農協,這“實質上是一場不亞於當年小崗村的、新形勢下重大的農村改革”,涉及農村基層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,農村生產模式的改變,也牽涉到很多涉農部門的實際利益。但她認為,非如此,不能夠推動中國農村向多元、穩定和可持續方向發展。
  在很多人看來,作為一名“紅二代”,楊團其實不必選擇這條辛苦的道路,她卻樂此不疲。“以實現社會公義為志向。”她在微博中這樣直抒胸臆。
  “世上最好的人就是農民”
  楊團的父親是楊述,母親則是著名作家韋君宜。兩人都是抗日戰爭前的老共產黨員。
  1949年楊團出生時,楊述和韋君宜剛好都在參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籌備工作,因此為女兒取名“楊團”,意為“團的孩子”,期望她能“永葆共青團的熱誠和奉獻精神”。
  文革時期,楊述被打倒,楊團受牽連,處處受到歧視,在食堂吃飯,被人往飯碗里吐口水;去延安串聯,學校特地在她的介紹信上標明“非紅衛兵”。
  然而,楊團說,她一路遇到的農民,卻完全沒有對她抱有任何偏見,採取任何歧視行動,反而和善真誠地接待她。那時還不到20歲的楊團感到,“世上最好的人就是農民”。
  1969年,楊團被分配到雲南隴川農場。不像其他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,楊團對在農場的工作很感興趣,並且十分用心。比如喂豬,她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,講喂豬要做發酵青飼料,就自己去打豬草,做發酵青飼料。當時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會使皮膚發癢,弄得雙手雙腳奇癢無比;她不滿足於按照傳統方式種田,跑到科技站去找技術員,“我想做水稻良種試驗,請給予指導”。
  2009年,她故地重游,又遇到那位技術員,對方居然還記得她,因為她是這裡的知青中,唯一找農技站要求做農業科技試驗的人。
  但楊團之後的生活軌跡漸漸遠離了農村。她通過招工回了城,又考上了大學,畢業後從教、出國、入仕……直到1980年代末,她因故被暫停工作,恰好當時中國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區做農村調查,朋友們邀她去參加,“順便散散心”。
  再次回到鄉村的楊團,聞著清新的泥土氣息,和農民們閑聊,突然感到非常安心。她發現,“我最失意的時候,總能在農村找到慰藉。”
  然而,當她不再需要從農村獲得慰藉後,農村似乎也沒有再得到更多的關註。直到2002年,當時已調到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楊團,再次跟隨團隊去農村做社會問題研究,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時期楊團串聯時曾去過的延安地區。
  楊團吃驚了——過了將近40年,那裡居然沒怎麼變:農民們還住著窯洞或土坯房,農民的意識也還處在40年前,他們所接受的公共服務也依然原始。
  這與楊團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極大的反差,也引發了她的思考:國家不斷加大支持三農的政策力度,年投入總額逐年提升,但為什麼收效並不顯著?無論從人均收入,到公共服務,城鄉差距都在進一步擴大,原因究竟在哪裡?
  這些疑問,引導她開始了一段長達十年的鄉村實驗。
  失敗的洛川實驗
  楊團的鄉村實驗的起點,始於陝西省洛川縣舊縣鎮。
  洛川縣有20萬人口,農民有16萬人,地處中國西北黃土高原,2002年時,當地人均年收入不超過2200元,大概僅相當於大城市一個月的薪水。
  當時,恰好國家在那裡搞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試點。但楊團發現,國家的新農合,一般只覆蓋大病,而對於洛川這樣的貧困地區,農民的很大負擔是日常小病。她於是開始著手設計一個新的醫療合作體系:在農民自願的前提下,將原本交給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統籌衛生服務費,改繳給新成立的舊縣鎮農民醫療合作社,用作全鎮的社區衛生統籌基金,覆蓋社區衛生服務的所有成本。繳費農民在社區所享受的所有衛生服務均免費,藥費和檢查費按成本價收取。當地農民稱國家試點為“大統籌”,社科院試點為“小統籌”,認為大小結合是最優選擇。
  但這項新體制對舊有的體製造成了很大衝擊,2003年底,陝西省有關政府部門認為,洛川“小統籌”不恪守大病為主,借農民名義占用農民個人資金,有損農民長遠利益,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試點。
  但楊團不死心:農民的支出沒有增加,得到的服務好了,為什麼不能繼續?她幾次回洛川,總有些村民拉著她閑聊,有的開心地說自家因為有了“小統籌”,就醫買藥省了不少;一些年紀大的乾脆稱呼她是“觀音菩薩”。楊團感到了“責任和承諾”,“我總不能半路撂挑子吧。”
  2004年,在英國國際發展部和愛德基金會的支持下,“舊縣鎮社區衛生服務試點”二次啟動了,楊團還找到香港樂施會,募集資金維持著“小統籌”的運轉。
  為了避免與國家的新農合衝突,2005年,農醫合發起了一場自願繳費運動,每個農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納新型合作醫療的10元錢外,專門向農醫合另繳10元進入基金。號召發起最初,全鎮農戶中的52.33%都繳了費,占全部農業人口的39.70%(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.12%),繳費總額達54260元。這意味著,“小統籌”實驗獲得了常駐人口中絕大部分的支持。
  然而,支持卻沒能延續。到2007年,農民的繳費率降到了11%。楊團四處走訪,發現是因為社區衛生服務的質量下滑,農民對社區衛生服務不信任、不滿意。為了輓回敗局,楊團和課題組同事想了個辦法,在隨後3個月,採取多種措施對試點鎮衛生院嚴格考核,可是,仍未奏效。
  但這個結果並不意外。楊團說,舊縣鎮衛生院當時有26名在職人員,國家發工資的13人,上班的卻只有8人,有處方權的只有3人。衛生院不能解聘國家人員,也無法將他們派往社區衛生站,只能為農醫合的社區衛生服務站重新招聘。但兩個體系在經營目標、人事制度、成本考量、管理運作、考核指標上完全不同,都由鄉鎮衛生院管理,“長此以往,為了機構的利益,衛生院長勢必會更關註衛生院,而不顧農民的利益。”楊團說。
  楊團想到的解決辦法,是或改革原有的鎮衛生院,或自辦公益性的農醫合衛生服務中心。考慮到改革原有機構的複雜性和困難性,小統籌選擇了後者。但是,由於資金、人員、運轉資金等條件的限制,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僅在短期內提升了“小統籌”的自願參與人數,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務質量下滑,楊團一度只能以研究經費中的勞務費獨木支撐,卻終究沒有輓回敗局。
  沒多久,鄉鎮衛生院院長換屆,新院長沒有與農醫合合作的意願,“小統籌”試點宣告結束。
  “磕磕絆絆,總在往前走”
  洛川實驗失敗了。
  楊團意識到,單一的醫療合作社行不通,因為農村的問題是整體的,任何一個單項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續的成功。
  她去日本、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鄉村實地考察,尋找“解藥”。走了幾圈後,她發現,那些鄉村裡存在大量的跨村鎮村民聯合組織,既是經濟合作社,又是鄉村公共服務NGO,“其實就類似一個社會責任企業”。楊團起了名字,叫“綜合農協”,“就是又綜合生產力,又綜合資本,生產生活一體辦的小農戶互助自治組織”。
  很快,楊團就找到了願意實驗“綜合農協”的地方。
  2007年4月,湖北建始縣縣委書記帶隊到社科院拜訪楊團,楊團說起“綜合農協”的想法,縣委書記當即表示:可以到建始來試試。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準備,設在建始縣三里河鄉河水坪地區的“新農村綜合發展與治理試點”開始了。
  按照楊團設計的框架,建始試點有兩個主體,一是縣委縣政府,二是農民自治組織——新農村綜合發展協會(簡稱“新農協”)。此外,還有慈善NGO、社科院、企業等組成的聯盟,為試點地區做理論與經費支持。
  楊團本以為,這次試點有縣委縣政府的支持,自上而下,應該比洛川要順利得多,然而沒想到,“新農協猶如巨浪里的一葉小舟,從來未曾平靜過”。
  因為害怕村幹部在農協中行使手中的權力,楊團設計的章程規定,新農協理事會成員中,村支兩委幹部的數量不能超過一半,不過縣、鄉政府都強烈反對,最後形成了折中方案:不對村幹部進入理事會的人數做規定,只明確規定,理事長不能兼任任何一級黨政負責人。
  但“擺平”了政府,卻無法“擺平”農民。第一輪選舉,幾乎全是村幹部入選,一瞭解才知道,選舉前有村幹部自己召開了農民代表小會,告知投票的指向。楊團等人只好宣告此輪選舉無效。
  第二次選舉,9名理事中入選的8位是村幹部,只有一個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村民。按照章程,這位從未做過領導的農民就成了理事長。
  “結果理事會成了‘一隻羊領導一群狼’。”楊團說。儘管多方保駕,但有效的決策一直難以形成。
  新農協與縣、鄉兩級政府的關係“最為複雜”。在理想狀態里,新農協應該既能保持獨立性,包括人事、財務、項目的選擇和決策、執行和監督,又能通過與政府經常溝通,得到信任、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資源。
  但實際上,不那麼簡單。
  新農協成立後,縣政府領導換了兩屆,鄉政府領導換了四屆。“每一屆領導對新農協的理解和認識都不同。”楊團說,比如原本應該選舉產生的總幹事,領導直接下令調換,每次楊團都要親自溝通,請領導收回成命。
  項目資源上的利益爭鬥也很厲害。楊團舉例說,縣政府早期支持新農協的二元母豬基地的項目,總投資50萬元,但也有些人想要從中撈些油水,於是從項目選址、經營方式、場地建設、負責人選等所有環節,都有人想要插手:楊團和新農協希望項目能使會員廣泛受益,但政府主管幹部提出要承包給他們指定的大戶;在選址上,理事會中的村幹部與非村幹部意見完全相左,兩輪投票後,前者占了上風,當政府要直接拍板時,新任理事長、常務監事、總幹事等人突然宣佈集體辭職,最後雙方妥協,延遲決策。
  最終,這個2008年立的項目,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實施。
  爭鬥加深了新農協與政府的矛盾。延期期間,縣主管領導幾次要撤銷項目,新農協四處奔走,“一年的精力和時間,都花在了處理與政府的關係上”。
  類似的問題時常發生。如今楊團說起,不禁唏噓,但她從沒有放棄,“磕磕絆絆,總在往前走”。
  “如果不投入進去,就心裡有愧”
  儘管艱難,但楊團總會在失敗與坎坷中看到一絲光明。
  洛川實驗失敗後,農醫合的一名叫張順義的理事不甘心,打算獨自在更小範圍內做點努力。2008年3月,他在洛川鎮西村成立了“西村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”。這個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緩慢地發展,2010年末,西村資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長張順義和農醫合原理事長一起,籌建了有機蘋果專業合作社。
  在楊團看來,這是向真正的綜合農協邁出的重要一步,也讓她堅信,經濟合作與社會公益結合的綜合農協,並非沒成功的可能。
  事實上,小規模的農民合作組織,在中國各地都有。這讓楊團相信,這樣的發展方向,符合當前中國農民的需求,也因此萌生了幫助各地農民合作組織交流經驗的想法。
  2005年11月,在楊團的倡導下,由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發起成立了“農民經濟合作組織之家”網絡聯盟,2010年又正式註冊為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北京農禾之家咨詢中心(簡稱“農禾之家”),通過培訓、論壇、咨詢等方式,幫助各地農合組織交流經驗、探索創新。
  這一年,楊團已經年過六旬了。但她常常為了農協的事情通宵不睡,第二天還能神采奕奕地出現在會場上。為了開會、研討,她可以不吃飯、不休息,以至於身邊的人都說,“這個鐵人老太太”是“在用生命做公益”。
  和楊團在綜合農協事業上合作11年的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孫炳耀說:“楊團這個人,家國情懷很重,她總覺得自己身負重任,有義務去改變農村,讓農民活得更好。”
  楊團不否認,“可能是因為我們這代人從小受的教育,我總覺得,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,如果不投入進去,就心裡有愧。”
  如同過去一樣,她只要到了農村,同農民接觸,就會深感身心舒暢。2013年深秋,她在山西參加農禾之子的二期培訓,她像個小孩子一樣,到處為成員們拍照,為他們取得的成績歡欣鼓舞。
  照例,第一節課由楊團主講。楊團在這節課上推出了一個新的概念:鄉工。
  “為什麼不用社工?”楊團解釋說,“社工是個專業,有門檻,有認證,但沒有經濟內涵;而鄉工是本土化、職業化、有經濟和社會內涵的職業工作者。但能結出什麼樣的果,還要靠大家!” ★
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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